刘安信

2018-09-14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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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安信

简要事迹:

刘安信律师自2010年7月起,连续被选派为“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志愿律师。分别服务于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昌宁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和龙陵县。自2011年7月起,连续四年担任“1+1”中国法律援助赴云南服务团团长。先后承办200多件案件,开展92场法制宣传讲座,接待30738人次的咨询。组织服务地司法工作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和“一对一传帮带”共计60多场次,提高了服务地办案人员的业务知识水平。在阿佤山人流量集中地挂上了“1+1”中国法律援助的便民服务箱;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共计50多场次,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收集整理制作了统一的法律援助卷宗模板;积极参与了服务地社区矫正等其他业务工作,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肯定和赞扬,多次获得司法部、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奖励。

详细事迹:

我叫刘安信,是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自2010年7月起,连续五年被司法部、团中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遴选为一名“1+1”中国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分别服务于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昌宁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和龙陵县。自2011年7月起,连续四年担任“1+1”中国法律援助赴云南服务团团长。

我先后服务的四个县,都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西盟县国境线全长89.33公里,是典型的国家重点扶持县、地处边境一线的边疆县、少数民族自治县、民族直过县、民族跨境而居的特殊县,也是闻名世界的佤乡,《阿佤人民唱新歌》诞生地,1958年才废除猎人头祭谷的陋习,全县无一名执业律师。而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云南第二大县,国土面积8807平方公里,边境线长80.563公里,5种少数民族跨境而居,3条边境通道直达缅甸,境内外的佤族、拉祜族同宗同族,语言相通,习俗相同,山水相连,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文盲、法盲比比皆是。

2010年7月,开始了我“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之行。记得报到的第一天,一位老师说:“刘律师,你服务的西盟佤族自治县条件最艰苦的,你要有所心理准备。”虽然做好吃苦的准备,但西盟的贫穷落后超出了我的想象!

到达西盟不久,我就接手了一件涉及到边境上民族之间的土地纠纷案。案情重大复杂,涉及两个村民小组,村民多次集体上访,剑拔弩张,严重影响到边民和谐。接手后,我当即就与司法局领导一起连续颠簸近4个小时赶到事发村落。可当我走进其中一户农家时,眼前的一幕怔住了我,以竹片为砖,以茅草为瓦,在不到30平方米的房间里,最值钱的就是做饭的炒锅。主人老大娘见有陌生人进来,赶忙佝偻着身体抱柴、烧水,她那黝黑的肤色仿佛与黑暗融为一体。当老大娘得知我是来自北京的律师志愿者,是来为他们免费解决土地争议的,满眼泪花的她用蹩脚的汉语对我说“谢谢,谢谢你”。我小心翼翼接过老大娘递来的水酒杯,大娘干裂枯燥的手掌刺痛了我的手心。此时此刻,我深知,我接过的不只是一杯水酒,而是佤族同胞对我的信任,我暗下决心,一定为老百姓多办事,办好事。后来,我又多次跋山涉水,到村民家里与村民交谈。到争议的土地里与村民一起劳动,席地幕天,宣讲国家政策法律。经过近8个月的不懈努力,最终促成村民和解,边境线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

记得我到边境线上的图地村委会做法制宣讲,看到贴在墙上的图地村“七有”(有饭吃;有水喝;有房住;儿女有学上;有病能就医;有肉吃;有衣被)目标时,我流泪了。当我了解到全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687元,有67户与境外通婚,有59个小孩无户口时,我流泪了。后来,我利用送法下村的机会,专门到边境线上的村寨走访,发现边境线上存在大量的因父母跨国通婚而无户口的孩子。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司法局和县里相关部门做了详细的汇报,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全部得到解决。

西盟是非常典型的“边、山、少、穷”地区,民族众多,边境线长,经济欠发达,各族同胞多居于深山老林中,文化落后,法律意识淡薄。为了便于边境同胞发生纠纷时能全天候得到法律援助,也便于法律援助能及时化解村民纠纷,我得到当地有关部门同意,从昆明市定制了一批“1+1”中国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箱,挂在阿佤山各乡镇和人流量较集中的村寨。这样,村民可以全天候24小时电话得到法律援助,或者把需要法律援助调解纠纷的信息以便条形式投入便民服务箱,我按照服务箱里的信息,及时赶往最需要法律援助的边境同胞身边,帮助其解决问题。

阿佤山挂上了“1+1”中国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箱,开通了边境同胞与中国法律援助的直接联系,便于中国法律援助能快捷为同胞提供法律服务。

如今,云南省司法厅把小小的便民服务箱作为法律援助“便民、利民、为民”的创新举措向全省推广,演变为“一村一标牌”,发文《云南省司法厅关于开展法律援助“一村一标牌”便民活动的通知》,在全省村民委员会挂上“一村一标牌”,法律援助由乡镇向村级延伸,真正贴近和服务基层群众,方便群众及时寻求法律援助,及时化解村民纠纷、维护边疆和谐稳定。

为了把司法部、团中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也为了提高边境同胞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纠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我经常带上干粮,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进村寨、进农户、进工厂、进学校、进机关、进集市等与困难群众、边境同胞、下岗职工、未成年人等面对面交流、宣讲政策法规,现场解答群众疑惑的法律问题,“有事找法援”已经成为边境同胞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我到澜沧县服务以来,发现往年法律援助案件上不去,与局班子一起查找原因后并长期深入村寨,通过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勤排查、法律援助勤宣传、法援知识勤培训、法援人员勤办案“四勤”工作,法律援助案件突飞猛进。云南省司法厅把澜沧县法律援助“四勤”工作方法作为经验向全省推广。

为了进一步巩固提升基层司法干警的业务水平,增强依法行政的法制意识,便于基层司法所更好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便于卷宗材料归档管理,我花了近半年时间在基层司法所值班和在村民群众间的走访,收集、整理、制作了服务地统一的法律援助民事诉讼、民事非诉讼、刑事辩护、中彩金、矫正对象管理卷宗模板。此模板已经被云南省司法厅作为全省基层司法所统一的标准向全省推广实施。

多年的法律援助,我不畏服务地条件艰苦,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承办了200多件案子,做到了“应援尽援、应援必援、应援优援”,弘扬了“便民、利民、为民”的法律援助精神,体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民族效果、边疆效果的“五大”效果,传递了“公平、公正、正义”的法治理念,实现了“法援大门朝难开,有理无钱请进来”的法律援助中国梦;开展了92场法制宣传讲座,接待咨询30738人次,不仅送法到了服务地全部乡镇,大部分的村委会和村民小组,还送法到了机关、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扩大了“1+1”中国法律援助的知晓率和认知度,提高了服务地边境同胞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祖国西南边陲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都留下了北京市律师的足迹;组织服务地业务知识培训和“一对一传帮带”共计60多场次,提高了服务地业务知识水平,服务地司法机关养成了人人好学习的良好的机关作风,为服务地建立起一支永远带不走的“1+1”中国法律援助队伍;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共计50场次,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积极参与服务地社区矫正等其他业务工作。

天道酬勤!我的法律援助工作,不仅得到了服务地同胞的充分认可,还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当地党委、政府涉及到法律事务时先征求我的意见。2013年9月以来,我被澜沧县人大常委会聘为专家组成员,参与制定《景迈山古茶园保护的决定》。我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融入到服务地各行各业之中。这些工作的取得,离不开司法部、团中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派出地和服务地各级司法机关的关心、支持。党和政府也给予我很高的荣誉,这是对我法律援助工作的鼓励和鞭策。

五年的法律援助工作,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到妻子一人抚养着我离家时才有7个月大的宝宝,常常泪流满面,我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作为一名“1+1”律师志愿者,每当我走进阿佤村寨、拉祜山乡,看到边境同胞一双双对法律援助渴望的眼神;每当我调解完纠纷,看到边境同胞一双双对法律援助赞扬的眼神;每当我开展完法制讲座,看到边境同胞一双双对法律援助期盼的眼神,我深深感受到法律援助对边境同胞是何等重要。边境同胞向我敬上水酒时,我深知我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深深走进了纯朴善良的边境同胞的心中,我也深知我喝下去的不仅仅是边境同胞对“1+1”中国法律援助的信任和尊重,更是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受到“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光荣和伟大。

成为一名“1+1”律师志愿者,我无怨无悔!

五年的“1+1”中国法律援助工作,我深深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在履行一项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我也将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为服务地民族团结、边疆和谐稳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责任编辑:王星星(QV0009)